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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元培来找林铄，说他手下爱国学社的十多名学生被租界巡捕房捉了去，请林铄设法疏通关系予以搭救。
林铄是通过张元济与蔡元培认识的，由于1902年南洋公学发生**，学生们因不满学校当局的管理，纷纷退学。作为学校老师的蔡元培站到了学生一边，带着退学学生离开了南洋公学，从而自己组建爱国学社。
由于经费困难，蔡元培就通过熟人四处去拉赞助，林铄就是这个时候认识了这位后来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。出于对这位“北大之父”的尊敬，林铄给了爱国学社很大的资助。
爱国学社由于学风自由，加之从日本回来的吴稚晖等人鼓动，渐渐成了国内第一个“革m团体”，这些人以《苏报》为根据地，不断地鼓吹“排满革命”，章太炎在《驳康有为论革m书》中公然骂光绪皇帝为“戴湉小丑，不辩稻粟”，鼓吹“非得革m，不可不革m”,而邹容在《革m军》中更是鼓动“杀尽满人方罢手”，从南洋陆师学堂退学的章士钊则在报上说革m就是“杀人主义”。
结果《苏报》被查禁，由于事先租界当局通风报信，《苏报》案主犯纷纷藏匿或是跑到日本，最终只捉到了自投罗网的章太炎和邹容。清政府想把章太炎和邹容引渡受审，预判了两人“斩立决”，可是租界当局不准。
最终《苏报》案成了晚清史上颇为奇特又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件，这是以一国政府为原告，以本国国民为被告，由设在租界的中外联合审判机构“会审公廨”共同审理的特殊官司。
最终章太炎和邹容两人以诽谤罪被判处三年和两年监禁，经过长达十个月漫长的审判过程，国人从案件的审理中见识到了什么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。
《苏报》案的审理还彻底的把满清朝廷的虚弱本质暴露无遗，章太炎和邹容两人一举成为人们心目中的“英雄”，自此，不管懂不懂得“革m”的人都以谈论“革m”荣，反正也不会杀头，套用鲁迅先生写的一句话就是“连阿q都要和假洋鬼子争一争革m的资格”。
这起案件剥去了满清朝廷最后一块遮羞布。
蔡元培在《苏报》案后躲到了青岛，爱国学社被迫关闭，爱国学社的学生分成了四拨，一批进了林铄创办的上海商船学校，一批去了日本留学，一部分人进了马相伯开办的震旦学院。其后由于天主教会想把震旦学院变成教会学校，学生们选择了退学，跟着马相伯重组复旦公学。对于这个后世著名的高校，林铄决不会放弃这个绝佳的沽名钓誉时机，由他提供场地和部分资金，复旦公学在杨树浦原来陈益如试种烟苗的农场开学，林铄和张謇成了复旦公学的主要出资人。
爱国学校剩下的最后一批人搬到了公共租界的余庆里，继续革m。
从日本回来的“横滨暗杀团”成员杨笃生、苏鹏、何海樵等人也移师上海，与他们会合，他们要组建规模更大的“上海暗杀团”。
蔡元培在青岛躲了几个月后又回到了上海，这位清朝的瀚林现在成了个彻头彻尾的“革m者”，在他的鼓动下，原来爱国学社的张继、王小徐、孙毓筠、刘师培、章士钊、钟观光俞子夷等人都加入到暗杀团中，蔡元培还给暗杀团起了一个比较好听一点的名字――爱国协社，蔡元培成了暗杀团的领袖。…。
暗杀团成立，杨笃生、张继、何海樵、周来苏等人前往北京，准备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――刺杀慈禧。
可惜，这帮人在北京呆了半年，却连慈禧的影都没见着，西太后本就深居简出，即使出行，也是一大帮仪仗护卫，哪容得上闲杂人等凑到近前。眼见川资告罄，一行人只得打道回府，返回上海。
随后暗杀团又在江宁谋刺新任的军机大臣，正在江南巡视为北洋新军捞钱的铁良，也是无功而返。
这回，他们把目标对准了在上海租界当寓公的原广西巡抚王之春。
王之春在当时被称为头号卖国贼，他为了镇压广西民变，不惜引法军入桂，而且将广西的铁路路权和采矿权全都卖给了法国。王之春因国人的抗议而被朝廷免去了广西巡抚一职，但还不甘心。
《苏报》案的始作佣者也是这个王之春。
1904年11月19日晚，位于上海闹市的金谷香蕃菜馆，象往常一样热闹、嘈杂，忽然一个衣着讲究的胖子在穿着青衫的仆从护拥下，从二楼匆忙跑下，抱头鼠窜。
一行人逃出了餐馆大门。
“狗贼，哪里跑！”突然，门前的路人间冲出一位壮汉，一把抓住了正在逃跑的胖子身上的马褂，右手的枪口顶住了胖子的脑袋。后边的随从傻了眼，那胖子双腿一软，似要跪地求饶。
“卖国贼，我现在代表四万万中国人对你执行枪决，去死！”壮汉一声高喊，随后扣动手中的枪机。
金谷香门前的路人吃惊地看着这一幕，有人认得那胖子，禁不住叫好：那不是王之春那个国贼吗？该杀……
咔！
枪声没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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