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84章 汉奸汪精卫

可在千里之外的越南河内，有人正为这个消息欣喜若狂。

河内高朗街27号，一栋不起眼的三层小楼，掩在热带植物的浓荫里。从外面看，它和这条街上其他法式殖民建筑没什么两样：百叶窗，铁艺阳台，门口两棵不知名的树，叶子常年绿着。

自从1938年底汪精卫从重庆出走，辗转抵达这里，这栋小楼就成了一个人从巅峰跌落到深渊的见证。

汪精卫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。

“河内刺汪案”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

那是三月二十一日——不，是三月二十日？他记不清了。他只记得那天的枪声。

深夜里，几条黑影翻过院墙，摸到他卧室门外。子弹打穿了他枕过的枕头，被褥上全是弹孔。他光着脚从后门跑出来，躲在潮湿的地下室里，浑身发抖。那些是军统的人，戴笠的人，蒋介石的人。

从那以后，他不敢出门，不敢开窗，连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。白天的光线透不进来，客厅里永远昏沉沉的，像一间停尸房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，墙角的水渍一天比一天大。

他坐在藤椅上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长衫，头发乱糟糟的，下巴上冒着参差不齐的胡茬。

陈璧君从楼上下来，看见他又在发呆，忍不住说：“你又在想什么？周佛海不是说今天会有消息吗？”

汪精卫没有心思回答，他紧紧盯着桌上那部电话。它安静地蹲在那里，像一只沉默的蛤蟆。

电话响了。

他几乎是扑过去的。

听筒贴在耳朵上，对面是周佛海的声音，急促，兴奋，像是在报告什么天大的好消息：“先生，南昌丢了。三天。三天就丢了。”

汪精卫握着听筒的手在发抖。不是因为怕，是因为一种他太久没有感受过的东西正在从胸口往上涌。

陈璧君走过来，问他怎么了。他走到窗前，把窗帘拉开一条缝。光线涌进来，刺得他眯起眼睛。

“南昌丢了。”他说，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动什么。

陈璧君愣了一下，然后脸上浮起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。

汪精卫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越走越快，越走越急，长衫的下摆扫过地面，带起细微的灰尘。他像一只困在笼子里太久的野兽，终于看见了出口。

“南昌丢了。三天！三天就丢了！”他喃喃着，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，“我说什么来着？战必大败！战必大败！从七七事变那天起，我就说过，不能打，不能打。他们不听。蒋介石不听，那些黄埔生不听。那些被热血冲昏了头的学生不听。现在呢？南京丢了，武汉丢了，广州丢了，南昌也丢了。还有什么可丢的？”

他走到书桌前，坐下来，拿起笔。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，他写得很快，像怕那些字会跑掉。

那是他着名的《举一个例》，他要把南昌失守和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国防最高会议的“主和”记录捆绑在一起。

在1937年8月7日南京国防联席会议上，蒋介石主持会议，讨论的是“应战”还是“求和”。

他站起来说了很长一段话，核心意思只有一个：不能打，打不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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